周艾琳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正是为异军突起的新媒体引以为豪的“绝技”。也不知从何时起，乘客在地铁上读报的情景已化成了泛黄的记忆。不得不问，传统媒体的出路究竟在何方？转型后的速度和质量如何权衡？未来的盈利模式又何处而寻？

　　“如果时光重回1994年，我仍然会选择当一名记者。新媒体为传统媒体带来的是好的压力，当前部分网媒的文章质量、页面排版毫不逊色，‘好内容为王’是永久不变的信条。”前《华尔街日报》(WSJ)网络副总编、现任博然思维纽约办公室董事戴伦·麦克德莫特(DarrenMcDermott)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表示。

　　截至2012年，戴伦先后17年在纽约和亚洲地区(新加坡、中国香港)担任WSJ记者和编辑。他和他的团队因成功报道亚洲金融危机获得了美国海外记者俱乐部的报道奖。

　　尽管供职于全球首屈一指的新闻集团，戴伦也曾两度切身感受到了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冲击。第一次是1998年，在亚洲供职4年半的戴伦重回纽约，而当时正逢互联网泡沫巅峰期，电商、搜索引擎的崛起让传统媒体承压。

　　第二次则是乔布斯和他的苹果手机掀起的“应用(App)狂潮”。“苹果手机问市之初，WSJ并未立即研发自己的App，而是被纽约时报(NYT)捷足先登，当前App、网站似乎已经反客为主。”也正因如此，在他此后担任WSJ网络版副总编前后，花了5年时间重新设计网络版面，以满足数字媒体时代读者的需求。

　　近期，WSJ也传出了裁员以转战新媒体的消息。可见，不主动拥抱新媒体，这股巨浪也会无形间将传统吞噬。“没有人有一套终极解决方案，能做的是在技术、速度和内容的赛道上不断前行。”戴伦说，激动人心的时期已经到来了。

　　互联网泡沫、iPhone成职业转折点

　　时光倒退回1994年，当时的戴伦仍在WSJ新加坡分社供职，负责WSJ亚洲版。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时，戴伦出色地完成了整套报道。然而，纸媒“时间差”的痛点早在当时便已经显现。

　　“我当时为道琼斯新闻社工作，许多亚洲地区想得到即时全面的财经分析新闻。当时我写的故事会刊登在《华尔街日报》亚洲版上，如果是周一的新闻，周二才会到雅加达，可能要到周三才会抵达中国。由于危机飞速演变的特性，当报纸送至读者之时，事态可能已全然不同。”

　　然而，纸媒当时尚未受到外来者侵袭，时间差的压力显得并不紧迫。当谈起职业生涯中的真正“疼痛”(pinch)，回忆似乎已经将戴伦带回到那两个关键“转折点”。

　　1988年，结束了新加坡的工作，重回纽约的戴伦恍然发现，互联网时代已经从空壳概念变成了生活现实。

　　“因此，我暂时离开了WSJ，转而投身一家很小的互联网企业，仅有20个员工，也算是开启了我的‘互联网之旅’。当时，我从事网络编辑的工作，众多网站的速度都远远快过纸媒。虽然WSJ也有网站，但我想尝试一下初创公司从无到有的过程，但结果不太好，因为互联网泡沫破灭，公司也随之倒闭。”

　　尽管没有实现真正转型，互联网思维已经深深扎根在戴伦的脑海中。其实，当时所有美国人都无法抵挡互联网巨浪的魅力。据悉，在1999年，许多新上市公司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同网络挂钩，有的索性在公司名字后面加上dotcom，或是在前面加上i或者e，以示公司是同网络有关的。

　　因为当时只要一个公司同网络挂上钩，不管这家公司是赚钱还是赔钱，不管其主营是什么，股价都会被炒得“直冲云霄”。而雅虎(Yahoo)就是活生生的例子——1998年总收入2.03亿美元，利润总额2500万美元，股票市值已经接近380亿美元，超过了波音公司。

　　在10年后的2007年，戴伦又一次感受到了更强劲的冲击，以App移动端为主的新媒体浪潮自此拉开。“当苹果手机问世之动，WSJ没有直接做App，而NYT则立即采取了行动。其实当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