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嘉琳

　　1月15日下班前，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执法总队的执法人员们，最终还是没等到滴滴公司上海地区负责人前来领取罚单。此时，距离这个中国超大城市给专车平台开具首张“非法营运”的罚单，已经过了3天。

　　面对上海市交通委视同“黑车”的处罚决定，滴滴——这个与快的共占打车软件(APP)市场份额超过99%的产品方，一反沉默，为自己的专车平台公开反驳——滴滴是互联网公司，地方运管部门对其没有调查权限；专车服务则属于商务车而非出租车业。

　　自从国内多家互联网叫车平台推出各种专车服务以来，赞成与反对的辩论就一直伴随，并于最近演绎成一场“大戏”：地方运管部门以“非法”的名义查处专车；数个城市出租车司机抵制专车而出现停运；交通部表态鼓励创新；官方媒体发声支持。这场大戏的背后，是一项基于互联网的创新技术，对于传统的出租车管理体制提出了挑战，更触动了出租车行业的巨大垄断利益。

　　据经济观察报不完全统计，2014年10月以来，沈阳、重庆、杭州、上海、江苏、福州、成都、武汉等至少10余个城市先后宣布，滴滴、快的、易到、优步(Uber)等专车服务涉嫌“非法客运”。

　　在专车“抢饭碗”和“份子钱”的双重挤压下，2015年伊始，国内已有沈阳、浙江东阳、南京、济南等至少4个城市出租车出现停运。但出租车司机显然爱恨交织，南京出租车司机楚柯(化名)说：“我倒是希望专车越做越大。”在楚柯看来，只有专车占了出租车市场，政府、出租公司才能感受到压力，把“份子钱”降下去，把驾驶员待遇提上来——要不然，就没人愿意开出租了。

　　对于“专车”的反对者，新华社的评论说：这种符合共享经济发展趋势的专车模式，却成了有些部门的“眼中钉”“肉中刺”。究其根源，是因为专车服务撼动了出租车的封闭垄断地位，动了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

　　“专车是出租行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个突破口。”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公路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交通经济室副主任王浩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经济观察报记者获悉，交通部已经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修订工作，拟新增租赁车辆准入内容，与“滴滴专车”合作的租赁公司因此也将有法可依。

　　从朋友到对手

　　包括楚柯在内的出租车行业从业者都没想到，昔日的“司机之友”，如今成了竞争对手。

　　楚柯是南京第五大出租公司——海博出租某车队队长，自觉手机软件“玩得顺手”，已在滴滴打车软件上抢了3000多单。楚柯的月收入一度因打车软件总共增加了两三千块钱。

　　而2014年下半年，快的打车、滴滴打车等互联网叫车平台先后推出专车服务——提供包括奥迪、宝马等中型以上的车，为乘客提供瓶装矿泉水、充电器，甚至询问你爱听什么音乐。这完全不同于现在的出租车的服务模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并宁愿为此服务支付更多的钱。“他们开始抢我们生意了。”时至今日，楚柯发现，自己的日收入已经下降四成左右，扣掉“份子钱”、加气费、“三险”，每天只能净赚100块左右。沈阳的哥冯远顺(化名)告诉经济观察报，沈阳有1000多辆专车，每辆一天至少接10单，就会拉走全市至少三成客源。

　　最新数据显示，“滴滴专车”业务在全国16个一线城市开通服务；快的专车业务已覆盖全国56个城市，和全国150多家汽车租赁公司合作——它们都绕过了出租公司。滴滴公司公关部工作人员张真渝证实，当时“滴滴专车”一度希望跟上海本地出租公司寻求合作，但某些方面没有谈拢。

　　于是，2014年11月，正在南京出差的王浩听到南京交通广播“智勇在线”栏目的号召——出租司机卸载打车软件，抗议专车对出租车的冲击。在另一些城市，仍在使用打车软件的司机甚至被同行骂成“叛徒”，有的手机被夺走，有的接到威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