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李翔 石海威 周昶帆 编辑|丁伟 摄影|时会理

　　尤金·奥凯利坚信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CEO。

　　他通过冥想和不断地追问内心，感觉自己正越发的“随心自在”，并且在抵达生命的“完美”。他正在经历一次人生挫折。但他觉得自己从挫折中所获甚多。他学会了更加注重当下，也不再想要刻意去划分家和工作的界限。在高尔夫之外，他开始喜欢上了滑雪，这项运动同他会计师的性格并不相符。它是一项确定性没有那么强的运动，滑雪者需要依据地形而动。“滑雪允许犯错误。滑雪更加宽容。在滑雪场上，你可以屡屡犯错，但是你还能滑出佳绩。”尤金·奥凯利说。

　　他对现实的感知变得更加细腻。他也因此更加喜欢现实了。在打高尔夫球时，“我喜欢风拂松梢的感觉，就像海风掠过水面和海洋一般。我还能闻到松树沁人心脾的清香。百鸟盘旋，鸣声嘤嘤，红蓝相间的羽毛无比艳丽。”

　　他反问自己：“如果在之前的生活中，我能够让这种随心自在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一些，结果又会如何呢？在生活的每一天都能随心自在，又会怎样呢？我会因此而丧失在商界的成功吗？”他的结论是：“当年如果能有现在的觉悟，那我就能成为一个更加出色的主管。”他相信自己会更加有创造力。

　　看上去他已经成功得不能再成功了。当时他已是美国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毕马威的首席执行官，管理着超过两万名员工。当美国总统希望邀请一些知名的CEO到白宫做客时，他必定会在那个名单里。每天排在他日程中等待和他会面的，都是商业大亨和知名公司的CEO。他们或者是他的朋友，或者是他的客户。

　　现在他发现了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CEO的方法，或者说哲学——唯一的问题在于，此时距离他的生命结束只有三个月的时间，或者更少。他的大脑被医学无法治愈的肿瘤占据了。

　　身患癌症商业精英俱乐部的另一名成员安迪·格鲁夫的经历则是另外一种类型。他以一种充满怀疑的精神浏览了他能找到的几乎所有关于前列腺癌的论文。白天他照常工作，工作间隙就给这个领域的权威医生们打电话。“晚上，我阅读医学论文，总结论文中的数据，或将不同文章中的数据进行比较……一开始，那些论文混乱得让人吃不消。但我越往下读越清楚，就跟我30年前学习半导体时一模一样。这多少在我的这次挺吓人的经历中，增添了一种奇怪的乐趣。”安迪·格鲁夫说。

　　他比较了两种治疗方法的优劣：手术和放疗。以科技企业家特有的方式，他以概率的方式来计算公认的首选治疗方法——手术的效果，要知道他可是戈登·摩尔的搭档。“如果我没有囊外扩散的话，数字表明假设给我做手术的医生很棒，我10年内的复发率只有15%。如果有囊外扩散，我在相同时间内的复发率达60%，而我又有60%的可能性属于后者。这表明我10年内的复发率为40%，这个比率并不让我满意。”安迪·格鲁夫说。

　　他和15位医生和7位患者认真交谈过。那些医生分别是不同疗法的主张者和施行者，那些患者则在实践中采用了不同疗法——有时他会有些恼火地发现，患者和医生的说法并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比如在对手术治疗法后遗症的描述上，患者表示苦不堪言，而医生则宣布大为成功。他抱怨说这种现象绝对不会出现在他所处的行业。

　　在拜访了主张放疗法的医生之后——他还需要在放疗的几种方法之中再做比较；他将两种治疗方法写在纸上，他称之为他病情的资产负债表，然后从中选择了“聪明弹”放疗法——这种治疗方法采用将高剂量种子短期植入体内后取出的疗法，它使人可以计算并控制放射性种子在体内的时间。

　　然后，他颇有些自得地说：“一共加起来，我只请了3天假。随后，大概过了两个星期，我就一切正常了。然后，体外放疗阶段开始了。作为补充治疗，共做28天，每天只不过几分钟的事儿，却